1975届  钱建明

“文革”结束前夕，经班主任推荐，我在全市中学生文艺汇演中，以一首小提琴独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为一中赢得了最高荣誉，成为全校的“知名人士”。

我的高中班主任是一位治学严谨、才华过人的女数学老师。当她得知我曾在“小红花”扮演过样板戏主角时，就果断地任命我为副班长兼文体委员，并负责“晨读”时教全班学唱歌曲，那时，悠扬的歌声伴随朗朗的读书声，经常引来邻班同学羡慕的目光。

一次，我由于在外地连续跟几位小提琴名师上课，没能赶上期末总复习，数学大考差点不及格，当我忐忑不安地来到教师办公室，准备接受她的严厉批评时，不料她却拿出一份语文试卷说，你的语文考试成绩94分、是全班最高分，作文88分，是全年级最高分。我的心仿佛一下子离我而去，全身一阵飘飘然，但是，面对她透过镜片射过来的严厉目光，我心头的狂喜和侥幸，突然收缩和凝固，“我知道你热爱音乐，也有这方面的才能，但人生的奋斗就象马拉松竞赛，没有能量储存和持之以恒的训练，很难实现预期目标，学习中的偏科，就好象生理上的残疾，你知道这在竞技场上意味着什么吗？”从此，我再未因外出上小提琴课而耽误学校的正常课程，数学成绩也逐步回升。当我也“为人师表”后，班主任的这番话，经常被我拿来勉励自己的学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省城的一所艺术院校通过各地文化教育部门招收预科学员，由于我在全市中学生文艺汇演中早已崭露头角，有关方面通知我直接进入选拔考试的最后一轮。第二天，负责招生考试的老师告诉我，作为数十名小提琴考生中唯一的录取者，我将于两周后赴省城报到学习。

全家高高兴兴地忙碌了好几天，一年四季的行李整理了一遍又一遍，亲朋好友的祝福话语说了一次又一次。就在我翘首以待，盼望正式录取通知的时候，传来一个“文革”时期特有的消息，市革委会“运动办公室”派人批转给我校一封人民来信，内容大致是：该生在校期间经常旷课赴外地上小提琴课，走的是“白专”道路，世界观有严重问题，责成校领导严格审查。在那特殊年代，无人不知“白专”这顶帽子有多重。

当我几次找不到班主任而急得团团转时，团委的老师悄悄告诉我，问题已经解决了。班主任亲自到校长办公室，就我的“白专”问题，与市里派来的调查人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一个普通中学生，连世界观都没形成，哪来这方面的严重问题，如果努力学习小提琴就是“白专”，那样板戏里的演员岂不都是“白专”典型？

一连几天，我在校园里感到从未有过的扬眉吐气，班主任的大义凛然和语出惊人，使我对“白专”的含义有了进一步理解。遗憾的是，去省城上艺术院校预科的事终究还是夭折了，学校接到通知：由于全国教育制度酝酿改革，该计划暂停实施。

“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我再次以南通市小提琴考生唯一录取者的身份，进入省城某艺术院校学习。当我告诉班主任，其基础和动力，来自早已被她激励和支持的那种“白专”精神时，她望着我，象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开怀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