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届  沈行恬

上小学时，我就被开云app官方登录入口深深吸引着。我家住在西门河东街，放假了有时会到那里走走看看。从孩儿巷往北几十米左拐弯，一条绿荫匝匝的碎石小道的西端，就是市一中简朴而庄重大门。隔着小道北侧的栅栏，有小河、小山。河水似乎总是清且涟漪，小土山上叠着许多太湖石，还有各种似乎总是浓淡相间、婆娑有致的树。小河小山的后面是宽阔的大操场，高高的司令台架着高音喇叭，让人不难猜想此刻静静的操场做操、比赛时的气势。大操场旁边便是我最想弄个明白的教学区。清清爽爽白墙灰瓦的是教室吧，一式几排掩在树丛中。靠南面的是一幢敦敦实实的二层楼（我知道那是当年美国教会举办的崇英中学留下的洋式建筑），坡形屋顶覆盖着暗红色的大块方瓦，在阳光下熠熠的，仿佛闪出沉着而又智慧的光。我的哥哥姐姐们都就读于一中，他们带回来的讯息更令我对这所学校充满向往。

1965年暑假，我小学毕业。考中学时，我毫不犹豫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写上了：市一中。记得考试那天很热，我们坐在教室里一边听着窗外蝉鸣，一边流着汗埋首挥笔（作文题是“我读了《为人民服务》以后”，没忘）。这在当年是太平常不过了。意外的是每个考场门口都放着一只大水盆，里面飘着两条崭新的毛巾。考试中间，那位个儿高高，戴着眼镜，说话有外地口音的男监考教师会为每一位考生送去搓净拧干的毛巾，让我们擦汗降温。给我时，我把毛巾蒙在脸上深吸一口气，啊，好凉爽呀，是井水，还有淡淡的花露水的清香。这可是小学生从未享受过的待遇！心情一爽，下笔就顺。考试出来，感觉良好。后来，我知道了，那是周佐善老师，市一中的一位极普通的物理老师，一位我至今不能忘怀的、给了我人生启迪的老师。

考进市一中，觉得像鱼儿游入海洋。校园好大，到处都新鲜。校园中心位置有一幢小洋楼，很漂亮——那是校长室，有敬畏之心，没敢进去。北面还有一幢小洋楼，很别致，因其造型独特被称为蝴蝶楼，教我们数学的陈碧英老师（她是归国华侨）就住在楼里。初中教室是平房，还是砖头铺的地，门窗也都旧了，可是我们都不在意：只要课堂精彩，哪管教室好歹（如今在我看来，这样的教室似乎还是比簇新却刻板的塑料金属玩意儿强——有一种历史的、人文的、平民的气息——现在我们有些重点中学恐怕已经缺少甚至是忘却了、抛弃了这种气息对于培养人的德性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小学校的硬件条件应与社会一般物质条件匹配，过于落后或过于优越都并不有利于适应社会环境与社会发展的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何况两排教室之间是草坪、花丛、树木，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灿烂阳光。高中教室在初中北边的楼房里，偶尔去走一趟，有点儿莫测高深的感觉，来来往往的学哥学姐背着大大的书包，或是挟着厚厚的讲义夹，让我半是好奇半是羡慕。食堂又是礼堂，平时摆满方桌开饭，开会时主席台上坐领导，我们自带凳子坐台下，搞文艺汇演时，灯光会格外亮，大家都很兴奋，也会有心仪的“明星”登台。食堂后面有猪圈，几头猪整天悻悻的，也不肥。猪圈后面有菜地，偌大一片，像个农场，在那里转悠转悠，看看青菜的绿叶、玉米的红穗，闻闻泥土的香味，很惬意的。操场有400米的环形跑道，中间的足球场、旁边的篮球场几乎天天客满。球场上的“骁将”有高中的徐培根、冯培均、王督兴、袁勇男等人。我刚上初一，只有观战的份儿。有时跟兄弟学校比赛，球场四周就会围满“啦啦队”。若是有老师出阵，那才更吸引人。记得秦维涛老师总是穿一套白色运动服，胖乎乎的却十分灵活，笑嘻嘻地左冲右突，身手不凡，据说他还是市足球队的呢。许振国老师瘦而精干，肌肉分明，据说是北京体育学院毕业，体操一级运动员，表演鞍马动作直令我们惊叹（现在回忆起来大概是“托马斯全旋”吧，40年前我们怎么说得上来呀）。

尽管课余生活丰富多彩，真正让我有了成长意识的还是课堂。除了语文又有了英语，数学由算术变为代数，生物课上在显微镜下看到了细胞，还解剖过青蛙……班主任、语文老师是马育之，她上下班骑着一辆龙头弯弯的跑车，颇为时尚的，可眼光里总是流露出母亲般的慈爱。我曾因与同学“打泥仗”踩坏了学校菜园的蚕豆苗被马老师批评谈话。她严肃而温和，我当然心悦诚服，知错即改。上《梁生宝买稻种》一课时，她讲到梁生宝过渭河给互助组买新稻种，为了节约大伙儿好不容易凑起来的“出差经费”，喝店家的面汤啃自己带的馍，不舍得花两角钱住旅社睡在票房地上时，突出地讲梁生宝打开布包取钱买面汤和划了三根火柴察看票房地形、安顿自己睡觉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我就是从那一堂课上好像一下子懂了细节描写是怎么回事儿。地理老师顾群每讲完一个单元，就会用四句“诗”来小结：东北三省辽吉黑，工业发达有鞍钢，土地肥沃加三宝，人参貂皮靰鞡草（惭愧，记不真切了）之类的。这让我觉得非常有趣，不仅忘不了顾老师微微晃着头不无得意的那种方言浓重的腔调，更重要的是，从那年开始我把大姐的《经济地理》读了若干遍（这本已经没了封面封底的、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11月版的高中教材至今立在我的书橱里，时不时地我还会取出来摩挲一番）。施酉英老师教我们美术，她也是我哥哥的美术老师，我哥哥现在成为画家、教授，施老师是启蒙恩师。有一次写生课画热水瓶和茶杯，施老师看了我的画点头称许说：不错，将来你可以像你哥哥那样学美术。后来，我真的用心于画画，且小有成绩，至今兴趣不泯。英语老师叫胡晖，她曾到我家来家访过，向我妈妈夸奖我聪明，英语成绩好，要我向同学们介绍学好英语的体会。我哪有什么体会呀，搞得我很窘迫，好在那是在晚上，家里的灯光不大亮（那时普通人家大多一间屋子只用一盏25W或40W的白炽灯），否则我满脸发热，急得要哭的模样一定很糟糕。幸而胡老师也没有硬让我站在讲台上说，使我得以保持了鱼儿没在火上烤而在水中游的良好感觉。插个趣事儿吧——某天，一张姓男教师（亦为归国华侨）正在讲课，巡走至某生之侧时，该生恰好放出一屁，教室内不由一阵哄笑，张老师一时失语无措，半晌方道：这，这怎么可以这样……这是要到外面去的呀！再看那生时，早已面若关公，背似虾公了。写这件事看起来无聊，却也提出一个问题：对于这种实际生活中难免的尴尬情况该怎么处理，其实也是有讲究的。最起码我知道了讲文明的必要性。今天看来，它也告诉教育工作者，对于时时事事都可能碰的教育契机，我们有足够的教育智慧吗？

美好的日子并不太长。我还没读完初一的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说是“停课闹革命”，大字报很快贴满校园，高音喇叭整天喊口号唱语录歌。不久出现了红卫兵，先是许多什么“战斗队”，后来成了几个“司令部”。学校里变得一塌糊涂，斯文扫地。平时身板笔挺的赵宝钰老校长作为“走资派”被挂上木牌弯腰接受批斗；张启东、张启等老师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打扫厕所劳动改造，甚至还要每天“请罪”，唱不知谁“创作”的《牛鬼蛇神歌》；施酉英老师因为系“战犯”家属（她的丈夫据说曾任国军坦克团团长，赴缅甸打过仗，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军所俘，其时正在某劳改农场服刑，改革开放后当了南通市政协委员），竟被剃了个“阴阳头”（左边的头发留着，右边的头发剃光）；杨思瑞老师被诬为“叛徒”，上吊自尽在操场角落的女厕所……那时候真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我呢，当然当不了“革命小将”，想串联去北京见毛主席（好多人去了，居然真见到毛主席了，尽管是半夜就集中到天安门广场，到中午时分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从列队等候的百万群众面前一驶而过，大概并没能看清领袖的“神采奕奕”），那是妄想——我出生于“资本家”家庭，父亲被关在工厂批斗改造，家里被抄家封门，填饱肚子已成严峻问题。呆在家里郁闷，走进学校也无聊。有一天早晨踏进教室门，猛然见黑板上一条粗黑的标语：红五类子女进来，黑七类崽子滚蛋！我自然属于后者，心中万般痛苦地扭头走了出去（那天也巧，当时教室里竟然没人）。我一个人在校园里默默地走了一圈，带着恐惧、惶惑、留恋，回家了。

再回学校时，已经“复课闹革命”了。我们在工宣队员的组织下，学语录，学社论，出大批判专栏（嗨，练得我一手好美术字），也批斗人，虽说最混乱荒唐的时期已过。然而，我就在此时犯下了一个永难辞咎的错误。那一次，我们初一（4）班批斗朱炳乾老师。朱老师是我们的生物老师，他高高的个子，清癯的脸色，平时常穿似蓝似灰的旧中山装。那时刻，朱老师被勒令站在讲台上，垂着头，弓着腰，举着双手，脖子上挂着硬纸板的大牌子，上面歪七歪八地匆匆写了七个黑墨大字：工商业地主分子，还打着刺眼的红叉。他是有恩于我们的知识启门人哪！批斗会乱糟糟的。“打倒……”、“砸烂……”同学们的口号喊了一遍又一遍，却半是虚张声势，半是作弄取乐，因为批斗会似乎时时要冷场。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懂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呢？真像鬼使神差一样，这时我站起来发言了（是出于要维护批斗会气氛，还是表现自己“革命”情绪？糊涂，虚荣，胆怯？不得而知，也许兼而有之）。我说朱炳乾上课时说外国的手表摊在地上卖，这不是崇洋媚外，毒害我们吗（当时在中国手表可是高档紧俏商品呀）？朱老师听到我的“揭发”（我想，他并没有看到我——以他当时的姿势，他难以看清教室中间的情形），表情变得更加痛苦，皱着眉思索了一会儿说道：“我没有说过这话。”我顿时懵了。细想一下，地摊卖表的事是听一个同学说的——我冤枉了朱老师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此时，同学们的口号声再次响起。口号间歇时，朱老师再次说了一句：“我没有说过这话。”声音很低，却像重锤敲击我的耳膜。我心跳加剧，耳根发热，可是竟然终于没有再次站起来纠正自己！批斗会怎么结束的，我已记不清了，可是朱老师扭曲的身影、悲怆的神情还有那大牌子上黑墨汁、红墨水流淌着的怪异瘢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写这一段话，我喘不过气来）

此后的日子不想多说了，直到1969年3月离开一中下乡插队。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读了两年师范，分配到母校一中任教。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幸运。我所十分敬佩的陶根培老师当了校长，当年的班主任马育之老师成了与我同轨的备课组长，我也当上了初一年级的班主任，还是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市一中已今非昔比。学校师生多了，一些平房变成楼房（遗憾——因城市建设缘故，校园面积收缩，小山、菜园已不复存在！），成为省级重点中学了。当教师的滋味是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然而值得珍视的，无疑是领导的培养、同事的关怀，尤其是与学生教学相长建立的深挚情谊。

因为大队辅导员列席办公会议，使我刚当上教师就有机会了解学校各方面的情况，学习站在管理层面观察思考问题，这令我获益匪浅。陶校长视力不好，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但看问题十分准确，总是抓住本质，到底是教数学的特级教师呀。他开会讲话从不读讲话稿，面前一本小笔记本也几乎不看，声调平和地缓缓道来，却条理清楚，语言简明，令人佩服。其时一中的党支部书记是李德充，个儿高高，经常笑，有活力。我还记得他把我唤到郁庆隆师傅放广播操音乐的小屋里，坐在郁师傅床沿跟我谈心，勉励我在青年教师中起带头作用，争取入党等等。语文学科的老师们对我的关心帮助就更多了。张启东、程敷玮、周仁、康真、过效曾、郑保泉、陆秉初、王胜士……还有年轻的钱晨辰、陈兴祥……特别是同轨的周秉晖、周瑞兰、陈增镛……对我都很好，马育之老师更是关爱有加，更像母亲一般。其他学科也有许多我的好朋友。至今我还保存着美术老师吴勉琪为我剪的侧影肖像，余复彰老师（教外语的才女呢，后来调回家乡上海了）为我画的钢笔速写肖像、还有我给周民老师（当时的外语学科组长）画的铅笔素描肖像。

有一年暑假，学校组织教师旅游，我们去了黄山。我、范叔如、陈焱，还有我的新婚妻子端木艺一干年轻人结伴而行。我们在山路上边唱（莫若说喊）边走（莫若说蹦）；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躺在山石上说人生的感悟（尽管幼稚！）；我们在山脚下号称的温泉里游泳……那个开心哟！还有一年暑假，学校组织学生干部夏令营，我随同教导处刘风池主任、团委刘际平书记带队前往无锡、杭州。我们一行20多个师生都是自己背着草席、薄被乘车乘船的。在无锡，住的是无锡一中的教室，桌子一拼就是床呗，晚上与蚊子作战成为至今未忘的有趣记忆；在杭州，住在杭州大学的几间空屋子里，水泥地上草席一铺也是床，在那里刘主任还为大家表演过京剧呢。坦率地说，当时也有不少烦恼的，可是现在回想起来，烦恼似乎都可以忽略了，工作、生活的主旋律是多么美好！不过，关于朱炳乾老师，我还是要写到他。读师范时一次写作练习，我以当年错批朱老师的刻骨铭心的往事为题材写了一篇作文，打动了习作老师，还把我的作文当堂讲评。但是纵然我多次想当面向朱老师道歉，却始终没有付诸行动——看着朱老师已显得衰弱的样子，我不忍心揭开他心里或许已经结上的伤疤。常常只是默默地看看他，心里祈愿他能幸福。我当83届初中1班班主任时，朱老师教这个班的课。那时朱老师因为“文革”后教师紧缺而退休留用，但他毕竟已经年老了，上课精力已不及当年，班上难免有调皮的学生不守课堂纪律，影响教学效果。我从班干部那里得知情况后，在班上讲了当年我的错误，学生们也深受震动，一致表示好好地上朱老师的课。果然一些天后，朱老师跟别的老师说起，咦，真奇怪，1班的纪律怎么变得这么好！我听到后总算稍许有些安慰。最近我们68届初中同学回母校聚会，看到母校办学条件已今非昔比，办学成就也卓然精进，大家都很高兴，但得知朱老师晚境仍是凄苦，家庭失睦，最终竟是跳楼身亡，同学们不禁一片唏嘘，唯愿朱老师在天之灵安息、太平……

以我做学生和当教师的真切体会，在许多年过去后，学校留给我的决不仅仅是知识，印象最深的倒是一些特别的人和事，“好”的或是“不好”的，都可能会有转益。不知别人感觉如何？这似乎不是有人想要进行的“教育”，却是影响我一生的“学习”——它使我求真、向善、致美。所以我永远感激母校！

我怎么能不写我的学生呢？！说起来，我在一中任教五年半，仅做了两届初中班主任，“嫡系”的学生就一百来个。如今他们都成为合格公民、有用人才，我深感欣慰。其中有读了清华、中科大的，也有没上大学的；有成了教授、军官的，也有做些小生意的；有远在法国、美国的，也有留在南通的。于今掰指历数，一个个都那么亲切，就像自己的儿女。限于篇幅，我只能提一提刘晓红同学。我是1982年元旦结婚的。此前我一直想低调办理，不想影响教学工作。那时为倡导文明简朴办婚礼，学校就为同时结婚的四位青年教工举办集体婚礼（很好！）。可能因此走漏了消息，班上的学生知道了。那天下午，刘晓红（学校少先队大队委员）和石晓燕（班长）捧着一束美丽的花来找到我。刘晓红向我行了一个十分标准的少先队队礼，把花束献给我。当时她俩还代表全班同学说了一些祝福的话，可是我竟记不真切了，只是至今难忘她两颗大大的眸子里清澈无比的目光。孩子纯真的心灵，是成年人尤其是教师永远激励自己慎独自省、不辱使命的精神来源！刘晓红毕业后去了外地有好些年没和我联系，我心里一直很失落的。后来，我们在南通路上邂逅，相谈甚为欢悦，其实师生间哪会相忘？刘晓红是极聪明极优秀的孩子，却因为某些特殊原因未进名牌大学，生活似乎也谈不上多么如意（尤其在不了解她的人看来）。如今她在湖南山区的一个乡里义务支教，普及中华传统文明美德，为山里的孩子尽自己的一颗真诚的心。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和敬重，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社会贤达的欢迎和赞许。这让我每念及此，就为她感动——她已是我的榜样。谁说这不是我这个一中教师的一种自豪？

1986年暑假，我被调往市教育局，后来又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1996年年初，组织上曾考虑派我回一中担任领导职务，征求我意见时，我选择了另一所也是深受其惠的学校——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如今想来，没有再来一中，也许是我终生的遗憾呢！